從台灣近年來產業之興衰看台灣高等教育政策與個人的生涯發展

黃春騰

 

近三十年來隨著大陸之開放政策,為了逃避當時台灣逐漸高漲的人力與土地成本而將工廠西遷的企業。在享受了二十幾年的『企業第二春』的高成長之後,由於大陸的發展也進入了他們當年出走台灣時同樣的環境,加上優惠政策的調整,這些企業終於又再度面臨了不升級就只好被淘汰或再度遷離到低人力與土地成本地區的命運。問題是,不論是越南或緬甸,現在再也找不到和當初大陸一樣理想的環境與政策了。反觀當時還是與台灣同為四小龍之一的南韓,因為他們的企業不像台資企業。他們無處可逃,當時的環境似乎對他們的企業比較不利。然而在此情況下,他們只好破釜沈舟,拼命研發,往上升級,以提升國際競爭力。十幾年下來,他們已經把我們拋得遠遠的,而讓我們望塵莫及了。其實不只是各大工商產業,連教育、文創與娛樂事業,台灣還是以相同的思維面對。其結果仍然是台灣在各行各業、各領域都停滞不前。這樣的結果雖然是全民的共業,這些年來政府高層與各界的領導團隊應負最大的責任。

 

我們可以預估接下來,台灣優秀的年輕學子會大量的前往大陸的知名大學就學,就如同三、四十年前台灣優秀的年輕學子大量的前往歐美留學一般。因為大陸的一流大學越來越多,發展進步也越來越快。然而,當初的台灣是因為貧窮,教育的資源普遍不佳,高等教育機構的師資與資源更明顯的不如歐美國家。而現在的台灣卻是因為政府的教育政策一錯再錯,而造成高等教育的發展遲緩。其中一個大錯是,十幾年前開始大量浮濫增設大學院校,致使大學教育平均素質嚴重下挫貶值;就如同台灣蔬果旺季節造成供需過盛失調,進而導致價格崩跌一般。除了台清交成等前面幾所公立學校的發展跟得上世界先進國家地區的大學之腳步之外,大多數大學的發展,特別是國立大學,嚴重的受到限縮。直接原因是:缺乏經費。因此,多年來許多公立大學教育人員的聘用受制於總量管制,可以增設系所卻不可以增加師資與員工。而且大學教師的平均待遇只有同為四小龍的香港與新加坡相當職等者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同樣的,圖書儀器等設備費也很難有正常的供應。為什麼會缺乏經費?又一個錯誤:教育部將非常有限的經費幾乎『平均分配』給本已經是過多的公私立大學,即私立補助增加,公立編列比例降低。公立大學不但總體經費比例嚴重限縮,加上有45%的經費要自籌,這樣還是公立大學嗎?又是『公平正義』惹的禍﹗教育經費資源要公平的分配給過多的、所有的大學,結果大家一樣窮。高等教育不是義務教育,原本就不需要廣設,公平分配資源也要找對對象。補助可以針對私校中優秀又家庭經濟較困難的學生,而不是針對經營者。否則就不要區分公私立了,如北朝鮮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會造成均貧的結果。以私校的立場當然是補助越多越好。如果政府財源豐沛這肯定不是問題。但是政府的財源一年不如一年,每辦一次選舉,經由政客們的操作,教育經費就受創一回。重量不重質的教育政策,加上齊頭式平等的思維,不知浪費多少政府的資源,且妨害高等教育品質的提升。我們未來世代的競爭力,也就這樣逐漸的被無知的政客們慢慢的拖累了。這種競爭力或許不是三、五年看得出來,就好像當初台商西遷時之不知道會有今日的下場一樣。離我們那麼近的新加坡是那麼好的參考樣本,為什麼我們的民代與官員們每年拿公費的旅遊(正式名稱叫考察)途中不花一點心思順便深入了解一下該國政府是如何解決問題的?

 

        我們看到了不少台灣企業不能在遇發展瓶頸時向上升級,而只想一再逃往避難所的下場。同樣的,個人在人生旅途中的命運也如企業的生命歷程一般。當一個人面臨職場上的競爭弱勢時,如果一直選擇逃往較容易面對的位置或場所,或者只是一直等待救援,而無法改善自己的競爭力,他終將面臨逃無可逃,而被淘汰的命運。福利制度高度發展的社會自然會有照顧弱勢團體的政策。問題是,這個所謂符合『公平正義』理念的社會福利制度,也必須有對於人性之貪婪、好逸惡勞、以及推己及人、濟弱扶傾等正反兩面都列入考量而得到平衡的對待。否則,缺乏弱勢照顧的社會,會造成階級分裂對立而衍生出另一種社會問題。相反的,過度優渥的社會福利制度,也會助長部分人民好逸惡勞的習性;同時也會降低另外一個群體兢兢業業、努力打拼的動機;更有甚者,使富有的人或有能力的精英移民離開這個社會,進而造成整個社會無法不斷進步與共貧的後果。如果一個從年輕就一直好逸惡勞、吃喝玩樂的人和一個一輩子都在刻苦耐勞且不斷努力向上的人,年老了卻得到一樣的福利,這也是另一種的不公平。換言之,除了那些無謀生能力的弱勢者須要政府的照顧之外,政府有責任協助有能力從事於生產工作的弱勢群體,透過提升其謀生能力以改善其生活,而不只是直接給予金錢的補助一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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