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全是贏家的教育

(1995演講稿)

  國立彰化師大英語系    黃春騰

 

 

前言

 

孫子兵法之中,有一計叫“李代桃僵”。例子是古時候的齊國,貴族間經常舉行賽馬。比賽的做法是:按馬的優劣分成三個等級,三場同等級的相比。當時大將軍田忌每次比賽都輸給齊威王。後來孫臏就為田忌出主意,他把田忌最下等的馬與齊威王最上等的馬比賽,把上等的馬和中等的馬分別和齊威王中等和下等的馬比賽。結果,田忌兩勝一負贏得了整個比賽的勝利。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即使是實力較弱的團體,若使用了良好的策略,也仍然可以在激烈的競爭中贏得最後的勝利。可見策略的應用在各種競賽之中是非常重要的。像田忌先前一般,不斷重複的使用相同的方法,而想獲得不同的結果是不可能的。

 

 

團體的合作與競爭

 

動物的生存法則是“適者生存”。生存競爭有兩種:一是不同動物之間的(Interspecific,一是同一物種之間的(Intraspecific)。前者是一種動物為了生存而殘殺另一種動物,如獅子之獵殺鹿群。後者是指同一種動物之中,為了生存而自相殘殺。同類相殘之例如:雌黑寡婦在交配後把雄的吃掉。雄獅會在母獅不注意時將非和其所生的小獅子咬死;小獅死後母獅會迅速的發情,而使得這頭雄獅為自己流傳後代。這些都是動物界遵循自然法則而產生的現象。然而同一家族中之成年獅子通常是成群結隊,一起合作獵食。同一族群之中的猴子也是有嚴謹的倫理關係,而少有自相殘殺的。為爭族群領導權之戰鬥,有時只是點到為止,而不必爭得你死我活。

人類的生存法則,基本上也和動物差不多,有競爭,也有合作。但人類的競爭有時比動物還殘暴,例如戰爭中之屠殺。而人類的合作也比動物更密切,如醫學研究之結果被廣泛的使用來抵抗共同的敵人——病菌。每一個族群或團體的生存競爭力之強弱,視其群体內之合作程度,與其個體之能力而定。如果一個團體之中的成員個人能力相同,但其競爭多過於合作,則其團體對外之競爭力必然較弱;相反的,團體之中的合作多於競爭時,其對外之競爭力必然增強。因為一個競爭取向的團體,其總體競爭力可喻爲全體中之個體能力的“總和”;而一個合作取向之團體,其總體競爭力可喻爲全體中之個體能力之“積”。假使一個十人之競爭取向團體,每個人的平均能力指數是5,则其總體能力是50;若一個同樣大小之合作取向團體,每個人的平均能力指數也是5,則其總體競爭力指數可高達510次方。這就是早期工業生產個人獨立生產製造之產量和今日一貫作業、分工合作之產量差別相當大的原因之一。

當然這是兩種團體類型屬於最極端狀態下的比較之比喻。事實上沒有一個團體是絕對競爭或絕對合作型的。因此實際上團體間之總體競爭力之分別雖沒有這麼大,但是其潛在的差別是很大的。有三個因素決定一個團體之競爭力:一是團體內個人之能力,二是團隊合作的程度,三是團體之特色。真正的競爭力與團隊之大小無直接關連。例如全球最大的“三星五金”螺帽工廠,這個幾百個人的小型國際性公司,使台灣的螺絲出口佔世界第一,每年有五百億台幣之產值。其特色在專注於一種產品且品質精良。我們也可以從公式看出,當個體的能力指數越高時(即個個是精英強棒時),其合作的結果之總體競爭力指數就越高,其和競爭取向團體之總體競爭力差距也越大。例如,當個人競爭力指數為2時,其差別為68。如果指數為5時,其差別為15125.

以汽車製造業為例,在傅高義的“日本第一”這本書中提到。日本豐田在當時(80年代初期)平均每人每年產45輛汽車,而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在同時平均每人每年產22量汽車。兩家公司都有兩萬人,則其年產量分別為90萬輛和44萬輛之差。日本公司是典型的合作型團體,美國的公司也是典型的競爭性團體,其結果造成的差別如此大。不論美國科技如何發達,就是競爭不過日本,其原因如此。當然日本之個人能力或許也平均超過美國人,但這不是主因。根據天下雜誌報導:世界“IC教父”張忠謀所領導的臺積電近幾年來是台灣獲利最高的企業,每年近兩百億元,超過臺塑三寶(臺塑、南亞、台化)的盈餘總和。台積電已成為台灣市值(股票價值)最高的公司,超過國泰人壽保持多年之記錄,“顯示它所能動員的社會資源驚人”。施振榮說:“今後唯有集眾人之力,才能匯集資金及智慧,因此單打獨門、家族企業都不容易成為領導企業。”

假設貴校的教師個別能力不比鄰近X學校的老師之個別能力差。若X學校是競爭趨取向,而你們確是高度合作取向的,那麼你們的教學成效絕對遠遠超高X校。各工商企業行號都知道這是一個團隊合作以求增加競爭力的時代,單打獨鬥的英雄表現時代是帝制封建時代的產物,早就該被淘汰了。因此一個團體的領導人有沒有辦法讓其成員發揮高度的合作精神、創造團體之特色,以及能否提升其個別成員之能力是該團體能否有強大競爭力的之主要原因。就一個學校而言,我們希望每一個教職人員都能不斷地充實個人之學養、加強个人之能力,也同時盡其所能協助其他同仁增強其學識能力,而共同合作區從事教學活動。而不是人人以同事爲競爭之對象,少數較進取者則默默增強自己的功力,大多數人則數十年如一日的過日子,而不知整個社會潮流在不斷的進步,變動的很快。不斷標榜當年之勇,絕對無法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因為家長送孩子來是要在目前接受教育,不是在過去。他們要知道你們現在有多少能耐,而不是過去有多少表現。

因此,全校同仁要體認,你們要競爭的對象是別的學校,甚至是別的國家中的學校教師,而不是自己校內之同仁。因此,一校之內人人或大多數人都是“名師”,班班都是好班,這個學校纔有競爭力。如果只有少數幾個“名師”,其他的人也自暴自棄,結果整個學校連生存都有問題,還談什麼名師或好班。一個學校也無法靠少數幾個高成就的學生而提高競爭力

同樣的道理,在每班之中,這個班之總體競爭力是全班總體合作、全體能力提昇之後,才得以高度發揮。而不是把學生標上好或壞之標誌,且注意力永遠放在所謂的好學生身上。要提昇全班競爭力,不是靠少數極為好的學生,而是要靠全體學生之表現,我們要看成績也要看全體之表現,而不是看考上“第一志願”有幾個,這纔是“有教無類”的教育,全校的競爭力也才能提高。一個團體合作共識之取得是透過“權利之分享”與“責任之分擔”而來的。

個人競爭的意義

教育在本質上不同於賽馬,大家一同出發,互相競爭,勝利者只有一名。較好的教育可使得人人適性發展,大家都是贏家。有人騎馬、有人走路、有人開車、有人坐飛機,個人都有自己的目標,且各按自己的方法與速度,達到自己的目標。

老師們最常使用競爭策略來激勵學生之學習。可是這個策略,絕大多數人都使用失當。一群基礎一致,實力相當的個體一起競爭,才有意義。賽馬時,會有賭馬,是因為大家不能完全確定哪一匹一定會贏。如果賽前就確知彼此之實力和將有的表現,则沒有比賽的必要。教育體制之本質本已不同於賽馬(如前所述),即使要用競爭策略來激勵學生,也要讓參賽者知道人人有奪標的希望。否則這種激勵,只會不斷地加深參賽者中實力較弱者的挫敗感,而失去了競賽的勇氣,進而失去了原有的激勵作用。讓學生和能力想當者競爭,或和自己的過去競爭,才能激發他們的潛力。激勵學生的策略很多,但任何的策略都要顧慮到學生的自信心和希望。和同學競爭時使用統一的目標,統一的目標離個人之基準點遠近不一,而難對每個人產生激勵之作用。要使激勵產生作用,必須使受激勵者感覺有信心,快要達到了。同學之間的比較和競爭,絕對不是萬靈藥。有些中小企業能以小博大,不斷成長而超越大企業,也是以現有的規模基礎,充滿着信心和希望,努力保持高成長率,而達到自我追求的目標,絕不是為了和大企業比,才達到目標的。他們也從不想達成別的大企業的目標。教育何嘗不是如此!要激勵每位達到自己之目標,而非學校、老師、家長甚至是別的同學的目標。

 

壓力與學習效果

許多的中學老師認為學生很懒、很被動,必須要有壓力才會有學習效果。因此,有些老師就採取高壓方式,時常以言語之恐嚇、諷刺,甚至體罰來給學生施壓,希望能促使學生努力,以增進學習的效果。

也有不少心理學家及教育專家認為壓力是學習的障礙。若教學的形式包含所有感官的運用,而且是在放鬆、充滿樂趣、多邊化、以及刺激的情境下,學習效果最好。因此,為了創造最佳的學習狀態,教師須將學習環境氣氛營造成完全沒有威脅性,且充滿正面積極的歡迎之意。因為穩定的情緒,可讓學習效果大增。也有人相信大部分的學習,可能都是在潛意識下進行,學生甚至在沒有刻意思考的情況下,就能吸收到課程的全部內容。Anne Froester Margarent Reinhard認為多樣化、興趣、想象力和挑戰是創造正確的學習情緒的主要條件。

保加利亞的心理醫生Lozanov說“每個人都會有個人的最佳學習狀態”,只有在心跳次數、呼吸和腦波頻率成完全融合,身體完全的放鬆,但精神卻是完全集中,並準備好迎接新資訊時,“最佳學習狀態”才會發生。研究記憶的心理學家們也認為,在情緒放鬆,但精神專注的情況下,人透過對右腦中潛意識的啟用,記憶的效果最好。

爲何站在第一線上的部分老師之經驗和一些專家們的研究結果相互衝突呢?這個問題牽涉到壓力的大小久暫以及學習者對壓力的反應情況。人對壓力的反應,不外乎是屈服順從或反抗。有時是表面屈從,內心卻反抗。如果學生對老師所施之壓力是反抗(不論是表面或內心),那麼施壓的目的便達不到。而順從的人又有勉強為之的態度,因此學習的效果無法大幅度的提升。因此,老師可能會再提高壓力,使得勉强爲之的強度增加,也增加施壓的頻率,終於使得學習者長期處於被動、不情願的學習情緒之中。在這種學習情境中,唯一的效果提升因素來自於“排擠效應”。因為人在心知“無法豁免”的情況下,會使用趨吉避凶的自我防衛幾轉。若是某一位教師長期採用高壓政策,學生只好長期以應付該學科為主要學習活動的行為來回應。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學生的整體學習並沒有改善。只不過是對受到壓力較大的一科表現較其他科突出而已。這是相對性的學習轉移,而不是真正學習效果的提升。至於對這一科目的學習也不是達到了最佳狀態。因為,被動的應付絕對無法激發出潛能。況且一個人若長期處於高度的壓力之下,不是被擊垮變得灰心喪志,對學習全無興趣,就是變得對壓力產生抗體,而不再予以理會。學習時當然身心都要參與,但唸書是以心智活動為主,不是以身體之活動爲主。身體的活動較容易受歪理之控制與影響,如過去蘇聯在共產體制下,人民被送去勞改的情形一般然而心智活動卻可以獨立於外在的壓力控制。例如在過去共產體制下人民的思想,雖然壓得了一時,終究要暴發像前蘇聯之解體一般。再就壓制下之身體勞動而言,其國家之生產力不斷地下降,全國一起窮。可是這種制度改變成有正面激勵性的部分私有的開放政策之後,全國之總生產力卻激增。大陸在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之表現即是如此。學習的潛能要被激發出來,學習者必須對學習活動方式及內容有興趣,而又能長期主動專注於所學。因此,教學時採高壓政策絕非良方。以趣味引導、以挑戰來激發,使學習者化被動為主動地長期沉浸在有趣、充滿挑戰、又有成就感的學習中,才是長久之計。

教學採用高壓策略的老師們,似乎反面使用了聖經中的“黃金定律”:“你希望他人怎樣待你,你也要那樣待人。”這些人則反其道而行,亦即“以前我的老師怎樣對我,現在我就這樣對待我的學生。”大多數教師教學時會使用自己的成長經驗法則這兩者之差別是,行為的方向與自主性相反。黃金定律曾是以自我為起點而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而反黃金定律是被動的接收了一些教誨之後,才將之施諸於他人。或許有些人會說:“沒有錯,我過去是受到了這樣的教育,我才會這樣教育我的學生。可是我真正的認為是爲學生好才採用這樣的策略的啊!”我們不懷疑這種老師們對學生之用心是善良的。問題是用心好,方法也要對才有用啊。這些人繼續說:“這種方法當然有用啊,否則古人怎麼會說嚴師出高徒”又說“玉不琢,不成器”可是,嚴格是之希望達到之目標高,而非手段之強和壓力之大。即使要雕琢成精美之玉器,也得精巧仔細地雕,而不是粗重的捶打。他們接著又說:“那為什麼我這樣教出來的班,都是全校最好的班,而且家長們也都信賴我。”如果把基礎最好的學生集中起來,而教出來的結果也是最好的。這就是學生的成就、父母的成就、或是前一階段老師的成就。如果老師能把基礎最差(或較差)的一群而教成最好的,這才是真正的好方法。有多少人是真正客觀地像國外許多的實驗研究一般去比較哪個方法是最好的?立足點不同的比較難以分清真正的效果。至於家長,他們對特定學科之教學自然不如學校之老師瞭解,除了信賴這些成果似乎較好的“名師”之外,又能如何呢?我們試想,以往我們所教過的學生之中,成績最好的那些是被逼出來的嗎?還是他們自己也想要讀好的呢?可惜的是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還有更好的方法。

曾今有一個陸軍營隊,在45天內要完成某一段相當長的道路來修築工程。該營營長將工程分成三等份,命令由營中的三個連隊分別去完成。因為該任務不是很容易按期完成。因此其中的兩個連隊之連長宣佈,為了如期達成任務,從那天開始弟兄們停止休假直到工程完成為止。另外一連之連長,則將連上弟兄分成三組。然後向他們說:“我知道這個任務很艱巨,我們要比平常更努力才能如期完成。如果各位弟兄願意全力配合,我們每天都有一組人休假,另外兩組人工作。但如果大家工作不賣力,我們就取消這個辦法,不再休假。也請大家務必將這個措施保守秘密。”我們都知道部隊中的弟兄是非常珍惜假日的,受到禁足是很令人傷心的事。前兩連的士兵因之從此將有一段時間沒有假,任憑長官如何叫罵,大夥也只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工作之進度自然很慢,使得連上長官脾氣更糟,罵得更凶。最後勉強依進度完成工作,但工程之品質卻很差。至於第三個連,因為受到了三天一輪休的鼓舞,個個奮力工作,以維持這個辦法之實施。結果工程不但提早完成,其品質也比其他兩連好的多。這個例子給我們的啟示是:(一)人都有潛力,但要受到適當的刺激才能發揮出來;(二)激勵與獎賞之影響力,比壓力與懲罰要大得多。在台灣第一、想變成世界第一的台積電,在其十條經營理念之中,就有一條是“營造具挑戰性,愉快性的工作環境”。

 

選擇競爭的策略,走出自己的特色

或許是長久依賴習慣於單元化之思考與生活方式,國人很容易就掉入一窩蜂的流行熱潮之中。我們冒險犯難的精神與堅韌不拔的毅力,不是用在創新的突破,而是用集中在模仿的追求之上。因此國人喜歡大家集中在同一跑道上,和一群趕流行的人比個高下。形成了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所稱的“競爭集中合流”(Competitive Convergence)的現象。結果大家都“變成籠子裏的鸚鵡,辛苦踩著轉輪,但完全沒有前進。”波特指出這是許多亞洲國家慣取的競爭模式。過去父母喜歡生龍子,龍女,結果龍年生出的孩子最可憐,因為競爭最激烈。我們的教育界不也是這樣嗎?波特指出大家都在跑同一個比賽,贏家只有一個;如果開發新的策略,就有不同的比賽,產生不同的贏家。在教育上也是一樣,如果我們沒有自己的理想,只知拼命追求他人(流行)的理想,難免會製造出許多輸家。商家可以今年這家,明年那家流行,企業也會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的興衰,但教育對每個受教者而言,確是一生只有一次年少。我們只能給學生最適合於他個人的教育,而不是流行的教育。目前台灣流行的單元教育價值取向就是:哪一所學校的升學率最高,就是最好的學校;哪一班的升學率最高,該班的老師就是最好的老師;哪一位學生考試的分數最高,那位就是最好的學生,這樣簡單的教育觀把教育的價值窄化為教書,而且更進一步地將之窄化為教學生應付考試。結果是:受教育就等於學習如何考試。結果,多年來,許多的家長學生甚至於老師都堅守“聯考要考的才是課內的,否則就是課外的;課內的才需要學習,課外的只會浪費時間和精神。”這麼短視的見解正是謀殺孩子的創造力,斷送學生大好前途的殺手。可悲的是,這些人卻仍信誓旦旦地說“我是為他的前途著想啊!”這些人不知道她們頂多只是把自己的孩子訓練成和其他人的孩子一樣而已。(例如同樣的考上了大學醫學系)當所有同時代的孩子都競爭同一目標時,你的孩子出類拔萃的幾率有多大?可悲的就在這裡。所有的父母、子弟和學校都齊一地爭取相同的目標時,原本父母希望子女“和他人一樣”(考上第一志願科系)的目標都不一定能達到。結果永遠是,“幾家歡樂、幾家愁”。大多數人沒有看清楚的是,若教育的內容和方式改變成最適合自己的孩子,孩子之讀書的聰明才智較高的,其成就很可能不只是考上第一志願的科系而已。而讀書之聰明才智稍低者,其成就不一定在考大學,而是在其他的事業上。在非讀書的事業上之成就,不一定會比讀書行者差。更何況考上第一志願科系,並不代表這一輩子就一定有大成就。

我們沒有必要拿自己孩子的短處去和別的孩子之長處競爭。在我們學校的工教系有一位學生,曾是參加在荷蘭舉辦的世界工藝技能競賽第一名,後來以此表現保送到工教系就讀,在就讀期間,他的大一英文一直都考不好,念到大四仍然重修大一英文,而且其中考試也還只能考個位數字的成績,這位技術是世界一流的學生,被放到大學之後,以他的短處和他人比較,使他受盡了挫折。

因此,父母與師長必須要讓孩子有機會發揮他的才能,即使他的才能不在大學聯考所限定的六、七科的領域之內,也要讓他有機會去嘗試,突破。這樣對孩子才是公平的,也才是真正的為孩子著想。

世界第一的“三星五金”就是以不起眼的螺帽而成為有競爭力的企業之一。一個團體只要有特色,“人無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新,人新我精。”則具有競爭力。哈佛大學之策略大師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指出“面對未來之競爭,管理改善,組織重整固然重要,但唯有與同性策略相異,才能常保競爭優勢。”在教育上、或人生舞臺上也是相同。那些國寶級的大師們,如李天祿的掌中戲和朱銘的木雕等,不都是身懷獨門功夫的嗎?

 

統一教材的繆誤

我們整個社會的單一價值觀也使得我們在整個教育的理念、制度與做法上顯得相當的統一。統一的做法對行政人員或教師有容易管理與方便省事的好處。可是對學生而言確是有許多的壞處。我們的中小學教育有統一的教材教法、同校之中有統一的制服、教學進度。考題,而考試也都採統一的標準答案。多年來,我們都以“聯考要公平、公平靠統一”的最高指導原則來推行教育。

事實上這個指導原則所造成的教育制度是最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就統一教材而言,若是啟蒙階段的部分還勉強可以,如小學一年級的國語、或國一的英文。再接下去,因為學習者之性向,能力與學習風格等之不同而對各科教材之學習能力都會有所不同。雖說在義務教育階段,有些課程是想成為一個社會之公民所必修的。但既是必修的課程,就是希望人人都學得好。可是統一的進度與教法,使得一年級以後就愈來愈多的人無法適應。從此以後,每班的老師,就該科而言,就永遠只教那些進度(程度)趕得上的學生。趕不上的大多數就給犧牲掉了。因此,我們可以常見一校同一年級之中,常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學生因成績價差,而到了國三時無法聽懂老師所教的內容。不少國三的學生英語只有第一、二冊(甚至不到)的程度。然而,因為學校有統一的教材和進度,老師卻仍在教第五、六冊的課程。這是明顯在“教書”而不是“教學生”。老師只求書教過了、教完了、就算了,學生有沒有學到似乎是無可奈何的事。

到了高一學生的英文程度差別更大。程度較整齊的學生,如北一女、建中使用國立編譯館出版的高中英文第一冊。可是在許多鄉下地區學生程度差很遠的高一學生也是使用同一本英文課本。這就是很不合理的地方。這不是教材好不好的問題,是適不適合的問題。很多老師都問,如果不用一套教科書,聯考怎麼辦?國中聯考有一定的範圍,猶可因學生之程度而採取適當的教學進度來教會大多數的學生。高中考大學,就英文科而言,根本就是考學生之“英文程度”,而不是考“課內之知識”。只要學生在學習上能吸收,程度就會進步,程度夠了,聯考的表現自然不錯。不是使用和北一女一樣的教材,程度就自然會和北一女的學生一樣好。對一般高中的高一學生,可先採用適合於她們程度的教材,知道她們的程度達到部編本第一冊時,才開始使用。這樣的教學才是有效的,這種做法才接近務實,才叫公平(對學生公平)。更公平務實的作法是:每班學生之中的每個人得因其程度之高下而有適合個人自行閱讀與學習的材料。因為即使是建中、北一女的學生,也不是每個人的英文基礎都相同。為了上課之“方便”,共同的教材應屬於全體都能接受之難易範圍內的,程度好的,指導其繼續往上衝,即使衝到外文系學生之程度也無妨。程度在最下一段的,也要鼓勵並指導他們就他們能看得懂的教材,按個人之進度積極追趕。這樣才是人人都在進步,對人人都公平合理。否則,以過去大多數教師的做法,往往犧牲了大多數程度較差的學生,任他們在痛苦挫折中煎熬,成效又不大。

這樣做又有老師要問:那考試怎麼辦?我們常模糊了學校評量測驗的目的。我們假使仍以參加聯考爭取高分為最高之教育目標,那麼真正要比高下的考試,三年也只有那一次。只要那一次之考題和在學校的模擬考統一考題即可。其他的任何學習評量,都可視學生之學習情況而作多元化的評量。我們評量的主要目的是想瞭解各階段,甚至是每一節課,的教學目標是否達到,學習的困難何在等。可是目前學校的作法,卻是拿考試來做評比老師和學生努力的程度和給予施壓的依據。評量測驗的功能從正面的變成負面的。難怪全校上下,甚至學生家長都對學校平時的各項考試存有負面的情緒。(害怕、討厭、無可奈何等)。

兩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經知道要“因材施教,有教無類”。要因材施教就不能統一教材教法和進度評量。要有教無類就必須照顧學習能力較差的學生。讓她們能獲得公平的對待,享受應有的受教權。我們現在的做法是“選材施教,只教一類”。而“教育”的內容也被窄化為“教書”,“教書”的主要活動又被窄化為“考試訓練”。因此,我們的義務教育之重點內容就變成了學習如何考試。

 

團體與個體之間

對於一個管理者而言,他所考慮的事情常要著眼於全局,照顧全體之利益。然而從團體中的個別成員之角度來看,他最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得失,而不是整個團體的榮辱得失。因此,要透過犧牲個人之利益來追求團體的成功就是很困難的事。較佳的策略是兼顧雙方的利益。管理者必須要讓成員深切的體會到,因團體利益之增進而直接地使個人也受惠。這樣的團體目標,才會獲得全體個人的支持。例如以前大陸上實行人民公社,雖然團體與個人之利害關係似乎是一致的。結果是整個團體之生產力愈來愈差。後來改變了制度之後,人民可以擁有自己努力的部分成果之後,整個情形就改觀了。

在教育上,以整個學校,或整個班級之榮辱來激勵個人的學習,其效果也是不大的。因為這種因全體教職員工之工作或學生之學習成就所帶來之榮譽和個人的成就之間的距離較大。我們很難以“因為你個人的表現不夠凸出,而使得全校(班)之表現相對的不出色。”這樣的邏輯推理來激勵教師或學生。(就負面的行為而言,這種邏輯是成立的:因為你個人之不良行為,使得全校(全班)蒙羞。)因此,要激勵學習的成效時,必須針對學生個人來著手。這就是老師對全體學生所作之訓話或勉勵,效果不大之原因,每個學生真正在乎的是你是否真正的關懷他個人。我們必須把每個學生當作獨立的個體,然後針對他個人之情況去關懷、協助。這個學生才能受到感動而直接受影響。也因此,這個學生才會突破現狀,而有不同的表現。每個個體之能力增強,當然這個團體之總體表現也跟著改善。

 

結論:尋找個人之願景,跳脫舊有的窠臼

美國有一位專門研究創造力的音樂兼作曲家,Robert Fritz,認為一般人很難發揮創造之潛力,以開創生命中之新局,是因為人們習於解決一般性問題的方式,從心理層面去解決生命面結構的問題。結果是永遠在舊有的結構之中像鐘擺一般不斷地來回擺盪,沒有辦法真正徹底地解決問題。例如,體重超過正常的人使用各種方式想減肥。真正成功的人不多。原因是在原有的生命結構之中,人往往因為遇到了困難都會自然而然地尋找阻力最小之處作為出口,當一個人超重時,外觀變差、行動受阻,進而心理受挫而思解決(尋求出路)。經由減肥專家之協助,從心理認知,自信心之建立,到運動、飲食之控制。努力了一陣子,終於有了明顯的成效。可是隔了一陣子,對食慾的控制,對運動的維持,都無法堅持,因而再度尋求紓解。終於體重又逐步恢復到減肥之前。如此週而復始,從無解決之日。戒煙的人,也常如此。為什麼會如此呢?許多人都認為這些人之毅力不足,無法堅持到底,自然不能成功。問題是這堅持到底的毅力要從何而來呢?

弗立茲認為,既然“人類的行為模式係依據其生命之結構而定。”人在原有的結構之中,為身心與外在之環境所困,再怎麼努力也無法解決問題。只有當人們跳出原有的生命結構時,才能開創新局。因此,是進入新的結構,而非在原有的結構之中解決問題,才是脫胎換骨之道。因為“有些結構較其他結構更容易引你獲得所渴望的結果”我們可把舊的生命結構比喻為飛機,而新的結構則比喻為太空船。

下個問題是如何進入新的生命結構呢?弗立茲的解決之道是:我們先要將概括性的心中之所慾,形成理念。然後經由長期的專注,逐漸將理念具體化而形成願景。我們常思考我們的願景,當我們的願景越來越清晰,愈來愈豐富時,這個願景與我們的現狀之間就會形成一股強大的張力。這股張力就能使我們為了尋求紓解之道,而跳出了原有的生命結構。最重要的是:那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如果是,就專注地將之逐漸的具體化。並且以熱忱去完成它。如此我們才能解決目前生命中的困境,而另創高峰。

因此,按照弗立茲的理念,要改善舊有的生命結構,就如同一架舊有的飛機已經破舊不堪使用。為了改善現狀,我們把原有的飛機拿來修理,但是無論如何修改都無法改變原有的格局。只有我們重建一架太空船,舊有的問題才能徹底解決。問題是我們的心中是否真有那架太空船的藍圖或構想?而在我們教師們心中的那份藍圖,就是我們一生之中最想完成的使命或願景。有了這個願景,再以完成使命的熱忱去從事教育工作。我們應該會很有信心的說:“我們的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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